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九州”的概念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也反映了我国早期的地理区划与行政规划的历史变迁。这一词语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篇目之中，被描绘为大禹治水后对华夏大地进行初步区域划分的结果。

据传，在上古时期，大禹为了更好地管理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将中华大地按照自然地貌、人文特色以及物产资源等因素分为九个大的行政区划，即所谓的“九州”，分别为冀州（今河北一带）、兖州（大致包括山东西部及河南东北隅）、青州（山东东部以至辽东半岛地区）、徐州（主要包括苏北鲁南豫东沿海地带）、扬州（江南淮河流域及长江下游广大地域）、荆州（湖北湖南两省全境并涉及周边省份部分地区）、梁州（主要指陕甘川交界到四川盆地范围）、雍州（陕西中部北部甘肃宁夏部分）和豫州（中原核心区域，主体位于河南省）。这九大洲各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特点，并通过河道交通相互连接，形成了一种相对完整的治理结构体系。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尤其是秦汉统一六国之后实施郡县制的大一统格局下，“九州”之称虽然依旧深入人心，但其实质所代表的具体疆域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九州”更多地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称谓或是泛指整个中国领土的概念，而非具体的行政建置单位。

唐宋以后直至明清时代，尽管历朝历代的地方行政区划不断调整更新，如唐朝有道-府-州-县四级制度；宋代实行路-州-县三级体制等，但在文人士大夫乃至普通百姓心中，“九州”仍被视为祖国江山的重要代名词，寄托了人们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景。

综观中国古代史中的"九州"概念之变迁，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古人对于天下归心的理想追求，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整体观念和浓厚的地缘情感纽带，同时亦揭示出政治统治者顺应时势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地方管理制度的过程。而这种理念和实践也为现代中国的行政区划设置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和历史借鉴。